25.京西稻的皇帝故事
阅读了京西稻的资料,咋也感到稻谷文化的史学性、故事性,今日编写《玉珠落盘·稻谷》文卷,也就少不了对它的重现和复叙,让朋友们读后乐于到北京旅游,来见证农业文化遗产。
京西稻是很有名的。京西稻的出名,源自清朝康熙皇帝的重视农业。传说,他南巡带回的南方稻种,曾种在京西玉泉山的试验田里,本来亩产300~400斤的稻种只收了亩产100来斤。这让康熙皇帝郁闷了,于是他在中南海丰泽园旁边开了几畦水稻亲手试种,并把成熟稻中发现的茎高穗长、籽粒饱满的一株收为第二年的种子。这么一种,“变异早熟稻种”现象出现了。继而,10年试种不辍,经验了它早熟、适宜北方播种的性格,40多年的坚持食用又体验了它的米粒品相长,有香味,口感好。这样地,皇帝的影响力发酵了,规模栽培在京西展开,也潜移默化地推动了京城西北玉泉山一带广泛种植。京西稻因米色泛红也叫它胭脂稻,又因来自皇帝选育也称为御稻,就这么叫来叫去,无论哪种叫法中国人一听都懂。
达尔文对康熙皇帝亲自选育水稻品种,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说:“他是唯一的育种家皇帝,发现并亲自培育了唯一能够在长城以北生长的水稻”。随之,他将“御稻”编入良种名著《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
到了雍正皇帝时期,京西稻的种植扩大到万寿山、六郎庄一带,总面积达到5200多亩,还设立了“总理玉泉山稻田大臣”。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又把江南“紫金箍”稻种和十三户种稻高手带回北京,圈出六郎庄、巴沟一带的部分稻田,专门种植品质比胭脂稻更好的“贡米”,成为京西稻的新秀品种,阳光到20世纪50年代。乾隆皇帝后期,京西稻的种植已高达2万亩。稻田把香山、玉泉山、万寿山、静宜园、静明园、清漪园、畅春园、圆明园为代表的皇家园林链接在了一起。黄瓦红墙,山林湿地,水乡稻田,相互映衬,构成一幅不是江南胜似江南的画卷。乾隆、慈禧的餐桌顿顿也离不开京西稻米饭,百姓间有了“京西稻米香,炊味人知响,平餐勿需菜,可口又清香”的民谣传唱。
到了民国时期,京西稻田大部分落入地主、富农和官僚手里,稻农沦为最底层的雇工。1949年前夕,京西稻田仅剩1.32万亩,亩产只有100多公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京西稻农成为土地的主人,种田有了积极性。1957年人民公社化的时候,土地由小块连成了大片,改造了旧有的灌溉系统,基本做到了旱能浇、涝能排,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稻田形如棋盘。京密引水渠的建成通水,使得京西稻很快发展到海淀山后的东北旺、永丰、温泉、北安河、苏家坨、上庄等地,到1991年,达到8.6万亩,总产稻谷4122万公斤。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京西稻面积超过9万亩,亩产达到400-500公斤,成为海淀农业的重要支柱和享誉全国的农业品牌。
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由于农业机械化水平还比较低,京西稻插秧收割靠的是人海战术。每到“三夏”“三秋”两个季节,从玉泉山下,到海淀山后的永定河两岸,抢收抢种大军人山人海,到处是火热的劳动场面。抢收抢种中,总是活跃着社办企业、大队和公社机关人员、驻区部队官兵、当地的中小学生等参与的情景。
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后,大型插秧机、收割机解放了生产力。机耕播绿和京西稻成熟时“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美好画面,如今已经成为海淀人内心深处的永久记忆。
作为米中贵族的“京西稻”,北京海淀区种植面积多达9万多亩。后来因首都的发展,管辖的耕地面积收缩,水源相应减少,京西稻的种植出现陡度滑坡现象。为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的指示精神,如今海淀区京西稻的面积恢复到了2000亩,主产区的海淀区上庄镇,京西稻面积仅有800多亩。四季青镇北坞公园、海淀公园等地,近些年虽然逐渐恢复了部分京西稻种植,但是主要用于环境美化和市民观光。
2015年,农业部批准了对京西稻实施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作为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之一,海淀区的京西稻就此成了“精品观光农业”的名片,成为北京人回味童年味道、体验插秧、劳作、收割的别样“乡愁”。
后来,新中国的农学家们培育出了大红芒、小红芒、黄叶稻、紫叶稻等观赏稻谷,8月中旬之后的稻田就变得五颜六色,吸引了不少游客。其中的紫叶稻,就是当年康熙亲手培育的“御稻”后代,300多年变脸为观赏稻了。
如今,因为京西稻有了文化遗产的身份,也就伴生了很受京城百姓欢迎的京西稻插秧节、开镰节和品尝节。每年5月插秧季,北坞公园一些地块还是人工插秧,而西马坊800亩稻田的插秧首次采用了机插。十月金秋的收割季节,早就采用大型联合收割机了,呈现出田园牧歌式的稻乡景象。西马坊800亩稻田,每年能收获50万斤稻谷,能加工出近40万斤大米,却不够大饭店的团购和礼品使用,更变得少者为贵了。
京西稻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再从多到少,从少到精,它留存着珍贵的历史和文化内涵,记录和见证了海淀区农业的巨大变化,也记录了北京城沧海桑田的瞬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北京海淀区的京西稻插秧节已举办了多次,2019年已是第16届了,京西稻就年年这么火爆,寄托着永远的中国记忆。读者朋友们听到这里,也许感到京西稻向你招手呐!
26.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袁隆平是个大名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杂交水稻”贡献有口皆碑。作者编写水稻之时,自然会想起“杂交水稻之父”,在阅罢官方宣传版本后写成文章,入编本书。我又想,读者朋友们都有“粮安天下”家国情怀,这里再把袁隆平的故事讲出来,定会起到铸魂作用的。
故事要从1960年自然灾害说起。这年出现粮荒,浮肿病流行,夺去了一个个患者的生命……袁隆平那时虽没有倒下,却经历了这段饥饿时光。
无情的现实逼出了袁隆平的科研思路,他暗自下定决心,要用学过的专业知识,尽快培育出亩产800斤、1000斤、2000斤的水稻新品种来,让粮食大幅度增产,让老百姓永远告别饿肚子的灾难。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成功,这是你们袁隆平总结出来的的奋斗公式。
他依据对遗传学的深刻认识,对试验田里的退化植株仔细进行观察和统计分析,论证了水稻杂交优势的存在,确信了杂交水稻研究具有光明的前景!
可是,杂交水稻是世界难题。因为水稻是雌雄同花的作物,自花授粉,难以一朵一朵地去掉雄花搞杂交。这就需要培育出雄花不育的稻株,然后才能与其他品种杂交。袁隆平知难而进,他认为,中国有众多的野生稻和栽培稻品种,蕴藏着丰富的种子资源,是水稻的自由王国,这么想着,一下有了信心:“外国没有搞成功的,中国人不一定就不能成功”。
于是,袁隆平迈开了双腿,在茫茫的水稻绿海中,去寻找从未见过、中外资料没见过报道的水稻雄性不育株。他头顶烈日,脚踩烂泥,驼背弯腰地一穗一穗地观察寻找,终于在第14天发现了一株雄花花药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这让袁隆平欣喜若狂。
1964年6月到1965年7月,袁隆平院士携老伴走过了四季,又找到6株不育的雄性植株,并在成熟时分别采收了自然授粉的第一代雄性种子。后经两个春秋的试验和科学数据的分析整理,撰写出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1966年《科学通报》第17卷第4期上。文中预言,通过进一步选育,可以从中获得雄性不育系、保持系(使后代保持雄性不育的性状)和恢复系(恢复雄性可育能力),实现三系配套,为农业带来大面积、大幅度的增产。这篇重要论文的发表,被一些同行们认为是“吹响了第二次绿色革命”的进军号角。
又经过8年的“过五关”(提高雄性不育率关、三系配套关、育性稳定关、杂交优势关、繁殖制种关)艰苦磨练,到1974年配制种子成功,并组织了优势鉴定。1975年又在湖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种植获得成功,为次年推广作好了种子准备,使该项研究成果进入大面积推广阶段。
1975年冬,国务院作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的决定,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一年三代地进行繁殖制种,以最快的速度推广。1976年定点示范208万亩,在全国范围开始应用于生产,到1988年全国杂交稻面积1.94亿亩,占水稻面积的39.6%,而总产量占18.5%。10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稻面积12.56亿亩,累计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以上,增加总产值280亿元,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于这一粮食奇迹,靠两“平”成了亿万中国农民的心声,即是:一靠党中央政策的高水平,二靠袁隆平的杂交稻!
随着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和在全国大面积推广,袁隆平名声大震。在成绩和荣誉面前,袁隆平却公开声称,他培育的杂交稻存在着“三个有余、三个不足”的缺点,即“前劲有余、后劲不足;分蘖有余,成穗不足;穗大有余,结实不足”,并组织助手们,从育种与栽培两个方面,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20世纪80年代初期,面对世界性的饥荒,袁隆平院士再一次萌发了惊人的国际主义设想,大胆提出了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的课题,试图解决更大范围内的饥饿问题。
1985年,袁隆平以强烈的责任感发表了《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探讨》一文,提出了选育强优势、超高产组合的四个途径,其中花力气最大的是培育核质杂种。可是多年的育种实践,却没有产生出符合生产要求的组合。他便果断而迅速地从核质杂种研究中跳了出来,向着新的研究领域去探索。
袁隆平院士凭着丰富的想象、敏锐的直觉和大胆的创造精神,认真总结了百年农作物育种史和20年“三系杂交稻”育种经验,以及他所掌握的丰富的育种材料,于1987年提出了“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又把杂交水稻理论推上了新的高峰。
在袁隆平院士战略思想指引下,历经两年三代异地繁殖和观察,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了100%,不育期稳定在50天以上,并且育性转换明显同步。这一新成果,为杂交水稻从“三系法”过渡到“两系法”开拓了新局面,也使一系法远缘杂种优势利用研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这时,袁隆平院士对杂交水稻研究的前景,更充满必胜信心。
随着杂交水稻在世界各国的试种,杂交水稻已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袁隆平院士先后应邀到菲律宾、美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埃及、澳大利亚8个国家讲学、传授技术、参加学术会议或进行技术合作研究等国际性学术活动19次。自1981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成果在中国获得建国以来第一个特等发明奖之后,又在1985~1988年期间,连续荣获了3个国际性科学大奖。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印度前农业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高度评价说:“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人类带来了福音。”
2020年,又传来袁隆平研究盐碱地种植水稻取得阶段性进展的的好消息。2020年4月袁隆平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说,我国有15亿亩盐碱地,是我国未来极为重要的后备耕地资源。如果我们抓紧开展耐盐碱地水稻品种培育及核心技术研究,并将其中1亿亩改造成水稻田,按每亩300公斤估算,则有望每年增加能养活8000多万人口的粮食产量,这也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大创新工程。
袁隆平院士就这样从湖南偏僻的山区走来,由中等农校青年教师成长为举世瞩目的名人,是位山窝飞出了金凤凰!在他的推动下,杂交水稻研究事业永远在路上,现在又带着他的团队向着新的科技领域进军,也召唤着多奇志的中华少年接过他的“接力棒”,为端牢中国饭碗作出更大贡献!
袁隆平院士2021年5月22日离开了他热爱的水稻事业,世界人民忘不了他,中国人民更忘不了他,愿这位巨人永垂不朽!
27.中国饭碗很China
中国饭碗瓷声清脆,釉衣柔美,盛满着中国粮食,也盛满着中国文化。14亿人端着14亿饭碗,阵势浩浩荡荡;14亿人14亿张口,日食也是气吞山河;中国人半数以上喜食大米,吃红了华夏半壁江山。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地指示国人:要把这个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意在强调中国粮食不能出问题,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啊!
在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的指示下,全国人民由下至上掀起了粮食热,大会小会、各级媒体都在传播这一“民以食为天”的声音。为此,2020年10月19日,在中国的福州召开了“第三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为有福之州的福州剪了重彩!
福建是稻谷之乡,向来重视“米袋子”,它的稻谷年产量排在全国各省、直辖市的前10名,向来是了不得的,大会借这个“稻谷榜样平台”召开,无疑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的积极响应,稻谷作者有幸受到鼓舞,更加用心“写好稻谷故事,当好粮食盛会编外记者”!
福建省委、省政府与国家物资储备局的领导出席了开幕式,并与到会嘉宾一同巡馆,显示出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的决心,对端牢中国饭碗的热情和高度重视,也似乎听到了稻谷的玉珠落盘声。
福建省委、省政府的领导诚挚欢迎大会来宾,并向大会作了简要汇报和表态,他们说:“粮食安全是国之大事,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坚持抓好生产、引粮入闽双管齐下,提升粮食产能,深化产销合作,加强粮食储备,做优粮食产业,厉行节约粮食,牢牢守住福建人民的‘米袋子’”,你听,牢牢守住“米袋子”的福建声音多么有穿透力!
国家粮食和储备局的领导接着讲:“福建省委、省政府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多措并举抓好粮食生产、储备、流通领域建设,多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几句铺垫之后接着说:“2018年以来,中国粮食交易大会见证和推动了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越走越宽,见证和推动了优质粮食工程建设和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见证和推动了全国粮食产销合作和粮食企业的合作共赢。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下,本届大会旨在聚优质、强产业、增活力、畅流通,建设粮食产业强国、扛稳粮食安全重任”,把国家级主题准时亮相于这次大会会场,亮相在全国人民面前。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主持了本届大会,光临大会的还有福建、吉林、安徽、河南、湖北、青海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关领导、中国储备粮集团、中粮集团的主要领导、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代表、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和中国贸促会代表等,一看便知,全国一盘棋,各地各级呼应急!
本届大会参展企业2600多家,专业参会人员1.5万人。巧的是,大会前的10月16日,《中国粮食博物馆》在河南工业大学举办了“纪念第40个世界粮食日”暨《中国饭碗》系列丛书编著出版项目启动仪式。这一紧锣密鼓的活动,大大彰显了“端牢中国饭碗”的一呼百应场景,正是:大疫之年大胜利,民食为天排第一,中国饭碗很China,举高粮食安全旗!
青少年朋友们,碗中餐的米饭来之不易,但愿你们吃饱吃好又爱惜哟!
后 记
《玉珠落盘·水稻》一书实在不好写。因为它牵涉到考古学、农艺学、加工学、文学和相关的知识,需要跨行业去寻觅营养,或找书阅读,或网上查阅,或笔记,皆有过程。继而吸收、消化、应用,也要时间。接着,在电脑屏幕前归纳资料、敲字写作、反复改稿,每一步都要精耕细作。年纪大了,“童话”少了,写写停停,还要闲庭信步构思,无疑要有耐力。尽管如此,我还是着笔稻谷加工多了些,科普口味弱了些,但愿读者们原谅中喜欢。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所写文稿难免有错,欢迎端着中国饭碗的读者朋友们提出宝贵意见,把《稻谷篇》打造得图文并茂,真的“玉珠落盘”!
作者简介
赵学敬(1942.10─),男,河南禹州市人,1967年毕业于郑州粮食学院粮食加工专业,5年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河南工业大学教师。主要从事粮油加工和农副产品加工研究,兼爱文学和土木建筑(设计过各种结构粮库、粮油加工车间、办公楼等2.5万余平方米)。曾获得过山西省科研成果三等奖、原国家内贸部科技进步四等奖和山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发表过粮食加工论文46篇、科普文章50余篇、蓖麻油论文35篇、《情系晋豫》诗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14篇。